关于嵇康的评价点击数：267【字体：小大】【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 对于嵇康，有一些人，或者对他的作品置之不顾，而大谈其“刚强使性”；或者把他的作品中的一些消极遗世的东西，也说成是什么“高远纯洁”；总之，无原则地抬高了嵇康。
这种作法，当然是片面的、错误的，是应该抛弃的。
但是，北大《中国文学史》说嵇康对现实的态度很冷漠，说他没有什么成就(上册144页)，马圣贵、姚国华二同志说他是一个忠于腐朽的曹魏统治的人物(《也谈如何评价嵇康》，1959年4月17日《文汇报》)，从而大大地贬低了嵇康，我觉得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如何给嵇康一个准确的、应有的评价，看来，还有待于更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讨论。
这里，我想谈几点很不成熟的看法，错误与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嵇康绝不是曹魏政权的鹰犬嵇康有没有同情曹魏的正统思想呢?应该说有一些，要压根儿否定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三国志．王桀传》注引《世语》云：“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
”再据《毋丘俭传》，俭与文钦等举兵反叛时，曾表奏司马师罪状十一条，首列他“坐拥疆兵，无有臣礼”。
并且于最后郑重宣称：“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远绝亡之祸。
”其忠心耿耿，效力魏室之意，是显而易见的。
嵇康既“欲起兵应之”，那么，嵇康的思想上也有心存魏室的成分，恐怕是很难否认的。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嵇康曾写过《管蔡论》一文，虽然从表面上看，他是在谈论历史，为管蔡抱屈，而其实质则是在借古喻今，以为毋丘俭、文钦张目辩护。
他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
说他们都是“忠良”、“淑善”。
他们的怀疑周公，从而“甘心毁旦”，以至“抗言率众”，只不过是出于误会而已，其初心本是“思在王室”“翼存天子”，是好的、无可非议的，因而“管蔡怀疑，未为不贤”。
后人目为“凶逆”“顽恶”，实在是冤枉了他们。
这里，嵇康对周公(实乃影射司马师)并无微词贬意，当是为了避嫌免祸的曲笔，而对管蔡(实指毋丘俭、文钦)的辩解赞颂，则是发自心坎里的真情。
“思存王室”、“翼存天子”等语，不仅为俭、钦二人张目，而且也无疑是他自己思想上心存魏室的成分的表现。
其次，总观嵇康一生的行事活动及其全部作品，他对曹魏政权的非难指斥是很少的，这也不能说和他这一思想的影响没有关系。
一个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常常有这样一种思想：如果皇帝真是坏蛋的话，那么你尽可以大举义旗，吊民伐罪，公开起来革命，这样，他们倒不见得就反对；但如果不这样，而只是巧取豪夺，阴谋篡窃，甚或采取疯狂的屠杀政策，那他们就常常要表示非难，反而同情被篡窃的一方。
陶渊明是如此，嵇康也是如此。
再加上他和曹魏宗室的乡里姻亲关系①[雨林木风1]，他有同情曹魏的思想，那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但是，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个就说嵇康是一个忠心耿耿地维护曹魏统治的人物、是一个曹魏政权的鹰犬呢?我想无论如何是不能够的。
在嵇康的生平行事和他的作品中，固然很少对曹魏统治加以指斥与非难，但是，他赤胆忠心地捍卫曹魏统治的表现，除了《管蔡论》一文外，又有多少呢?持有上边那种看法的同志，他们唯一的、似乎也是被认为最强有力的根据是，嵇康曾对司马氏作了坚决不妥协的反抗，譬如，他曾“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反对司马氏的篡夺天下；他曾坚决表示不与司马氏合作、不为他们效劳(见《与山巨源绝交书》)；他曾对司马氏的头号间谍钟会，毫不假辞色②[雨林木风2]；最后，他终因此而死于司马氏的屠刀之下。
他们认为，这一切都证明嵇康是“忠于曹魏，企图恢复曹魏的统治力量”③[雨林木风3]的人。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反对司马氏就一定意味着忠于曹魏呢?我们知道，嵇康的好朋友阮籍也是反对司马氏的，但是他对曹魏政权的兴趣也并不大，他曾在克州刺史面前，“终日不开一言”；他曾逃避太尉蒋济的征辟，使“济大怒”④[雨林木风4]；他也曾在他的《泳怀诗》中对曹魏统治有所讽刺⑤[雨林木风5]。
可见，反对司马氏并不一定就是效忠于曹魏的表现。
因而，第一、如果嵇康是一个忠于腐朽的曹魏统治的人物，那么，嵇阮之间那种深厚的友谊便是不可思议的了⑥[雨林木风6]。
第二、以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在司马氏与曹魏的斗争中是坚决站在后者一边的，但以嵇阮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和他们之间却绝少交往，略无联系，如果说嵇康是一个忠于腐朽的曹魏统治的人物，那么，这一情况也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了。
其实，我觉得，对代表豪门氏族利益的司马氏政权⑦[雨林木风7]，嵇康固然坚决反对，但为新兴贵族所把持、逐渐腐朽了的曹魏政权对嵇康来说，也并非很理想的。
嵇阮二人一样，他们既不拥护旧的世族，也未依附新的权贵，他们乃是地主阶级中比较正直、头脑比较清醒、具有较高理想的分子。
《晋书．嵇康传》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人请以为师，弗许。
”这些太学生都是些什么人呢?《三国志‘刘馥传》说：“高门子弟，耻非其伦。
”既然“高门子弟”耻而不与，那么他们必然多是一些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
嵇康的拥护者与支持者，多是这样一些人，这绝不是偶然的。
阮籍与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的第二年(254)，作《首阳山赋》，以伯夷、叔齐自况，他认为司马之伐魏，不过是“以暴易暴”。
嵇康当时的态度，亦同于此。
明乎此，那么，嵇阮的感情的建立，“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之间略无交往的现象，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嵇康的政治理想及其作品的现实性要正确地论述、阐明嵇康的政治倾向或立场，单靠对有关他的生平行事的一些记载的考究、解释，那显然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结合他的作品来进行考察。
但是我觉得，有些同志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嵇康在他不少的作品中曾描述了他所理解的政治和社会。
在“六言诗十首”其一《惟上古尧舜》一首中他写道：至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
高尚简朴慈顺，宁济四海蒸民。
可以看出天下为公和百姓安乐是他的理想社会的两个重要特点。
他在《答难养生论》中也曾说：二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
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
虽居君位，飨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
虽建龙旃，服华衮，忽若布衣在身也。
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
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这里他所描述的圣人之君临天下的情况，和上诗中所歌咏的尧舜之治一样，同是他理想政治的说明，其基本特征也是一致的。
他希望人君“坦尔以天下为公”，从而使“蒸民家足于下”，反对“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
此外，如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
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
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
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
”君静臣顺，四海受恩，群生安逸，他认为这是太平之极致，所以他接着说：“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
”这和前边所讲的也没有什么差别。
拿嵇康这样一个理想的政治和社会标准去衡量司马氏的政权，固然判若霄壤，相差远甚；但腐朽的曹魏统治又何尝是合格的呢?所以，认为嵇康是忠于腐朽的曹魏统治的人物，这真不知从何说起!不仅曹魏统治不合格，恐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