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宰相卢怀慎
唐朝的宰相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钱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
他当官以后，身份高贵，妻子和儿女仍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但是他对待亲戚朋友却非常大方。
他在东都（洛阳）担当负责选拔官吏的重要公务，可是随身的行李只是一只布口袋。
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期间，病了很长时间。
宋璟和卢从愿经常去探望他。
卢怀慎躺在一张薄薄的破竹席上，门上连个门帘也没有，遇到刮风下雨，只好用席子遮挡。
卢怀慎平素很器重宋璟和卢从愿，看到他们俩来了，心里非常高兴，留他们呆了很长时间，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端上来的只有两瓦盆蒸豆和几根青菜，此外什么也没有。
卢怀慎握着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当官治理国家，皇帝寻求人才和治理国家的策略很急迫。
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皇帝身边的大臣就会有所懈怠，这时就会有小人乘机接近讨好皇帝，你们两个人一定要记住。
”过了没几天，卢怀慎就死了，他在病危的时候，曾经写了一个报告，向皇帝推荐宋璟、卢从愿、李杰和李朝隐。
皇帝看了报告，对他更加惋惜。
安葬卢怀慎的时候，因为他平时没有积蓄，所以只好叫一个老仆人做了一锅粥给帮助办理丧事的人吃。
玄宗皇帝到城南打猎，来到一片破旧的房舍之间，有一户人家简陋的院子里，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便派人骑马去询问，那人回来报告说：“那里在举行卢怀慎死亡两周年的祭礼，正在吃斋饭。
”玄宗于是赏赐细绢帛，并因此停止了打猎。
另外人们传说：卢怀慎去世时，他的夫人崔氏不让女儿哭喊，对他说：“你们的父亲没死，我知道。
你父亲清正廉洁，不争名利，谦虚退让，各地赠送的东西，他一点也不肯接受。
他与张说同时当宰相，如今张说收受的钱物堆积如山，人还活着，而奢侈和勤俭的报应怎么会是虚假的呢？”到了夜间，卢怀慎又活了，左右的人将夫人的话告诉了他，卢怀慎说：“道理不一样，阴间冥司有三十座火炉，日夜用烧烤的酷刑来惩罚发不义横财的人，而没有一座是为我准备的，我在阴间的罪过已经免除了。
”说完又死了。
注:卢怀慎（？—716），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武则天时任监察御史，后历任侍御史、御史大夫，玄宗开元元年（713）为宰相。
卢怀慎自知才能不如另一宰相姚崇，因此凡事避让，在任期间的政绩只在于荐贤举能，任宰相三年后病故。
卢怀慎为官廉洁，家无储蓄，门无遮帘，饮食无肉，妻儿饥寒，生活得很贫穷。
他是唐代比较清廉的一位宰相。
卢怀慎的儿子卢奂在广州作太守时，不为当地的奇珍异宝所动，能保持清廉节操，也受到当时人的称赞。
玄宗嘉其美政，为其写有赞词：“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
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
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
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
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
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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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
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
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
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
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
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
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
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
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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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
”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
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
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
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
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
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
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
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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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
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
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
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
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
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
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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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
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
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
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
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
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
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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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
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
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
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
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
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
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
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
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
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
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
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
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
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
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
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
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
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
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
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
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
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
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
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
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
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林则徐拒贿拾遗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
他到澎湖群岛寓所刚歇下，有个自称“花农”的人献上一盆玫瑰花，还说是要请林大人换个大盆栽花。
林则徐心知有异，一脚踢翻花盆，盆里现出一个红包。
包里是一只足有半斤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笺上写着：“林大人亲收，张保敬献。
”林则徐当场将张保行贿的金老鼠没收，上缴国库。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
5月间，英国商务代表义律请林则徐到他的私邸参加宴会，并将一只精致方盒捧送给林则徐：“请大人笑纳我们的小小见面礼。
”林则徐接过来打开一看，大红软缎衬垫上放着一套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烟嘴，钻石烟斗，旁边是一盏巧雅孔明灯和一把金簪，光彩夺目，起码值10万英镑。
林则徐道：“义律先生，本部堂奉皇上旨意，到广州肃清烟毒。
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义律被讽刺得无地自容，只好将礼品收回。
林则徐1820年赴湖北接任时，由襄阳发出《传牌》，云：“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
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
”1830年他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从良乡县向广东省发出《传牌》，云：“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
此非客气，切勿故违。
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
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
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
从《传牌》令可看出，林则徐升任出差途中，一不准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
林则徐这种廉洁正派的作风，确实值得称道。
他是一位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而他那种堂堂正正做人的品格和廉洁正派的作风，更值得后人久久怀念。
海瑞巧治胡公子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人，回族。
明嘉靖举人，历任淳安、兴国知县，户部主事、吏部右侍郎、应天府巡抚、南京右佥都御史等职。
明朝嘉靖年间，社会风气腐败。
达官贵人经州过县，除了酒肉招待之外，还要送上厚礼。
那礼帖上写的是“白米多少石”、“黄米多少石”。
但其实，这“白米”、“黄米”都是隐语，指的是白银多少两、黄金多少两。
这样的风气蔓延开来，连一些公子衙内路过，地方也要隆重接待。
一天，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着一队人马来到淳安。
驿站官员不知道来者是谁，接待上稍有怠慢，惹得胡公子大怒，当场命令家丁，把驿吏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皮鞭狠狠抽打。
淳安知县海瑞听说后，马上赶到驿站，见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无法无天之举，顿时义愤填膺。
他大喝一声：“住手！”立即命令给驿吏松绑。
胡公子的手下见“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呼啦一下把海瑞团团围了起来。
胡公子趾高气扬，挥着马鞭，说：“你知道大爷是谁吗?”
海瑞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指斥道：“不管你是谁，都不准在我管辖的地方胡作非为!”
胡公子手下的家丁威吓说：“狗官，你瞎了眼！这是胡总督胡大人的公子!”
海瑞一听，心中早已有谱。
他冷冷一笑，说：“哼，以往胡大人来此巡查，命令所有地方一律不得铺张。
今天看你们如此行装威盛，如此胡作非为，显然不是什么胡大人的公子，定是假冒的!”说时迟那时快，海瑞挥手喝令将胡公子捉下，驱逐出境，并把他沿途勒索的金银财物统统充公。
事后，海瑞马上给胡宗宪修书一封，一本正经地禀告说：“有人自称胡家公子沿途仗势欺民。
海瑞想胡公必无此子，显系假冒。
为免其败坏总督清名，我已没收其金银，并将之驱逐出境。”
胡宗宪是一代抗倭名将，他收到信后并不怪罪海瑞。
就这样，海瑞巧妙地制服了胡公子的巧取豪夺。
海瑞一生刚正不阿，在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一段称颂他的歌谣：
“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
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
“不吐刚茹柔”，意思是不吐出硬的、吃下软的。
它高度评价了海瑞不吃软怕硬的硬骨头精神。
包拯三谏宋仁宗
包拯（999-1062），字希仁，安徽庐州人。
北宋天圣进士，先后任天长县令、权开封府、监察御史、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等职。
人称“包青天”。
事情发生在北宋皇佑二年闰十一月。
宋仁宗下诏以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
张尧佐是张贵妃之父张尧封的堂兄。
张贵妃受到宋仁宗宠爱，张尧佐也就青云直上。
包拯时任监察御史，负责对皇帝百官的纠弹。
他认为宋仁宗一再超擢张尧佐，任人唯亲，不合大宋法度。
他上疏指出宋仁宗提拔张尧佐是错误的，并分析其背景是后宫干政、个别大臣曲意奉迎。
包拯此举如天惊石破，激起了一片称赞，大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任命张尧佐。
面对强大的舆论，宋仁宗只好收回成命。
转眼到了第二年正月，宋仁宗经不住张贵妃的一再请求，再次下旨擢升张尧佐。
包拯不顾再次触犯宋仁宗和张贵妃，又一次挺身直谏。
张尧佐见包拯等人言辞激烈，感到众怒难犯，当即表示不接受委任。
于是，宋仁宗也就顺势下台了。
可是张贵妃却老大不高兴，一再在仁宗耳边吹风。
这年八月，宋仁宗金殿早朝，张贵妃特意送到宫门口，抚着仁宗的后背，柔声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封宣徽使之事啊。”
金殿之上，宋仁宗果然又一次降旨。
可御旨一下，包拯马上上奏。
这一回，宋仁宗打定主意，坚持己见，说：“张尧佐并无大过，可以擢升。”
包拯谏驳道：“各地官吏违法征收赋税，闹得民怨纷纷。
张尧佐身为主管，怎说是无大过呢？”
宋仁宗叹了口气，婉转说道：“这已是第三次下旨任命了。
朕既贵为天子，难道擢任一个人就这么不容易？”
包拯闻言直趋御座，高声说道：“难道陛下愿意不顾民心向背么？臣既为谏官，岂能自顾安危而不据理力争！”张尧佐站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
宋仁宗见包拯这么执着，众大臣又纷纷襄赞，而自己又没有合适的理由反驳，心里非常生气，一甩手回到宫里。
张贵妃早已派人在打探消息，知道又是包拯犯颜直谏，惹得仁宗下不了台，所以等仁宗一回来，她马上迎上前去谢罪。
宋仁宗余怒未消，举袖擦脸，说：“包拯说话，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包拯写过一首名为《书端州郡斋壁》的诗：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悲。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人格精神的写照。
一代廉吏于成龙
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州（今方山县）人。
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终年67岁，谥“清端”、赠太子太保。
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
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
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
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
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
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
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
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
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
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
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广两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
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
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
这些建议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芦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市）知州。
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入情景。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
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
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合州土地极度荒芜。
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
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
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
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
”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
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去往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
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
一是治盗省讼。
“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
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
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
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
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
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
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
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
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
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
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
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
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
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
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
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
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
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
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
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
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300枪手（猎户）。
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
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爆乱又接踵而至。
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
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
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
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
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
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
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
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
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
”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
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
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
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
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