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问世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国内的民族危机感极重，该书出版后随即轰动社会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
据说《盛世危言》亦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
该著作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由此，可窥见该书对治理国家之价值。
《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战争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论著。
除清朝社会外，著作对其后的社会亦产生广泛影响。
《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1898年开始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
蔡元培于《蔡元培年谱》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
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
受郑观应和《盛世危言》影响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述毛泽东在1936年曾回忆自己青年时阅读该书的感想：“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
”尽管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例证——但是，如果斯诺记载无误的话，那么，13岁的毛泽东其实并未读懂《盛世危言》。
与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郑观应对晚清改革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其实持批判态度。
郑氏急于要引进中国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是议会民主制度。
同时，《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