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
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风采气骨兼备。
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乐府诗乃至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桀、刘桢等“建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阮籍的《咏怀》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
嵇康则继承了从《诗经》到曹操的四言诗创作经验，用四言诗表现其高蹈独立的情怀，语言率直，能体现“清峻”的风格。
二、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
两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艺术性强。
左思的《咏史》诗，主要是写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1）其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
（2）慨叹历史人物，借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
（3）表现自己的胸怀、志向、气概。
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卓、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
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淡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
其特点一是皆平典似道德沦，建安风力尽矣；二是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
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
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
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
陶渊明的出现，诗歌才重新焕发艺术的生机，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
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界，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
陶渊明又是一位创作的先锋。
他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
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