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赋得古原草送别》
2、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忆江南》
3、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
《卖炭翁》
4、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与元九书》
5、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长恨歌》
6、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长恨歌》
7、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
8、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放言五首（其三）》
9、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钱塘湖春行》
10、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钱塘湖春行》
11、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
《夜筝》
12、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暮江吟》
13、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
《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14、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买花》
15、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琵琶行》
16、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琵琶行》
17、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琵琶行》
18、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生。
《琵琶行》
19、银屏乍破水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琵琶行》
20、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琵琶行》
21、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琵琶行》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白居易《琵琶行》）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琵琶行》）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白居易《琵琶行》）
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
（白居易《琵琶行》）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
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
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
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
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
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
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
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
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
葬于龙门山。
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
一度思卿一怆然。"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
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
……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
”（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
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
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
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
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
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
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
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
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
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
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
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