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得于史料之作，还是拾于现实之篇，其一以贯之者，大约是以下两条主线。
一是对人性中“恶”的暴露、揶揄和鞭挞。
《罗生门》以令人窒息的紧凑布局将人推向生死抉择的极限，从而展示了“恶”的无可回避，展示了善恶之念转换的轻而易举，展示了人之自私本质的丑陋，第一次传递出作者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无奈与绝望。
《鼻》则把犀利的笔锋直接刺向人的深层心理，自卑与自尊，虚伪与丑恶，软弱与做作，同情之心与幸灾乐祸，种种微妙复杂的心理天衣无缝地聚敛于一部短篇之内，委实令人惊叹，使人感慨，发人深省。
此篇受到夏目漱石的极大赞赏，成为其进入文学殿堂的叩门之作。
《密林中》以几个人对同一案件的不同证词或告白，于扑朔迷离之中凸现人性的机微、人的无可信赖和无可救药。
手法新颖，寓意深刻，虚实相生，玄机四伏，“乃出色的‘物语’产出装置”(高桥修语)。
此篇前些年曾改编成电影剧本以《罗生门》为名由黑泽明搬上银幕，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蛛丝》屡屡入选日本语文教材，是广为人知的短篇之一。
主人公在捋着蛛丝向天堂攀援过程中只因动了利己之心便重新堕入地狱中无明的苦海。
构思精巧，刻画人微，对比鲜明，而主题依然是诠释人之私欲的根深蒂固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人性的无奈与绝望。
其他如《手帕》、《阿富的贞操》和《一篇爱情小说》等亦属此线的延伸。
芥川有时倒也善于渲染人物的心境涟漪，但极少折射晶莹璀璨的光点，而大多泛起无可疏浚的沉渣。
唯见凄风苦雨，不闻鸟语花香。
至于《侏儒警语》，虽广涉人生、道德、艺术、政治，林林总总，笔法或冷嘲热讽或含沙射影或单刀直入，但追根溯源，大多离不开对人性恶的赤裸裸的揭示和冰冷冷的剖析，至今读来灵魂亦不禁为之缩瑟。
而其文学才情纵使在这种随想录或札记式文体中亦如万泉自涌，顷刻万里。
试举一段：“我是穿五彩衣、献筋斗戏的侏儒，唯以享受太平为乐的侏儒，敬祈满足我的心愿：不要让我穷得粒米皆无，不要使我富得熊掌食厌。
不要让采桑农妇都对我嗤之以鼻，不要使后宫佳丽亦对我秋波频传。
不要让我愚昧得麦菽不分，不要使我聪明得明察云天。
……我是醉春日之酒诵金缕之歌的侏儒，唯求日日如此天天这般。
”(《侏儒警语·侏儒的祈祷》) 第二条主线便是对人对人生的幻灭感亦即厌世主义倾向所导致的对艺术的执著与痴迷，这或许也是出于对前者的一种补偿心理。
这点在《戏作三昧》初露端倪，而在《地狱变》中天崩地裂，一发不可遏止。
“那被烟呛得白惨惨的面庞，那随火乱舞的长飘飘的黑发，那转瞬化为火焰的美艳艳的樱花盛装……尤其每当夜风向下盘旋而烟随风披靡之时，金星乱坠的红通通的火焰中便闪现出少女咬着堵嘴物而几欲挣断铁链痛苦扭动的惨状……”而作为少女父亲的良秀面对这惨状竟浮现出“一种近乎恍惚状态的由衷喜悦之情”。
也就是说，良秀为了成就艺术而放弃了亲情、放弃了道德、放弃了人陛，宁愿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女儿被活生生烧死，而他自己也在画完地狱变相图的第二天夜里自缢身亡——父女双亡的悲惨代价促成了一部艺术作品的诞生。
这无疑是对作者本人信奉的艺术至上主义惊心动魄的诠释。
芥川也在写完这部作品不出十年自杀而死。
“他的死因，一多半或可归于使其心力交瘁的神经衰弱，但剩下的大约一半似乎在于他对人生及艺术的过于真诚、过于神经过敏”(菊池宽语)。
事实上芥川也对作品的艺术性采取了极其严肃和虔诚的态度，苦心孤诣，一丝不苟。
无论所用语言的洗炼典雅还是心理刻画的细腻入微抑或情节设计的无懈可击，都显示出这位作家高超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尤为可贵的是，“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陈陈相因的文体，而是一扫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中村真一郎语)，堪称典型的艺术至上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