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
出处：宋人张预注《孙子兵法》
译文：用兵打仗虽然要以仁义为本，但取得战争胜利必然要运用诡诈的手段。
赏析：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其出发点应当“本于仁义”；但战争又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在这个特殊领域里理所当然地要采取一些诡诈手段。
在仁与诡的关系问题上，古代进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始终主张二者的统一，即将儒家的仁与兵家的诡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仁诡辩证统一的战略指导理论。
仁信与诡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战争观范畴，部分儒家学者历来认为二者水火不相容，宋代学者经常用孔子的仁学来攻击孙子的诡道，清代学者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事实上，孙子既主张讲仁也主张讲诡，他所说的诡并非不仁之诡，而是“仁诡”；他所说的仁并非迂腐之仁，而是智者之仁；在他看来，战场上单讲仁义是虚伪的，打不赢战争才是真正的“不仁之至”。
因此，宋人张预的这句话十分准确地理解了孙子关于仁诡关系的观点。
将帅者，心也；群下者，肢节也。
其心动以诚，则肢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肢节必背
出处：《尉缭子•攻权》
译文：将帅好比人的心脏，部属好比人的四肢。
如果决心坚定，四肢的动作必然有力；如果犹豫不定，四肢的动作必然迟疑失灵。
赏析：兵家不仅从将帅与国家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安危之主”的定位，而且从军队这一有机系统的角度阐明了“将者心也”的论断。
《司马法》最早从这个角度提出了“将军，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的观点，分别对将、卒、伍的地位作了形象的定位。
作者尉缭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将帅如同军队的心脏，部属如同军队的四肢，将帅意志坚定，部属就会勇敢作战；将帅犹豫不决，部属就会迟疑失灵。
尉缭把军队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论证了将帅在这一系统中的神经中枢地位，同时还清楚地说明了将帅与士卒在战争作用问题上的辩证关系。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