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弗失之矣。”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君子之道，费而隐。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
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言其上下察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白话释义：天所赋予人的东西就是性，遵循天性就是道，遵循道来修养自身就是教。
道是片刻不能离开的，可离开的就不是道。
因此，君子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也要小心谨慎，在无人听得到的地方也要恐惧敬畏。
隐蔽时也会被人发现，细微处也会昭著，因此君子在独处时要慎重。
喜怒哀乐的情绪没有表露出来，这叫做中。
表露出来但合干法度，这叫做和。
中是天下最为根本的，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法度。
达到了中和，天地便各归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
孔子说：“君子的言行符合中庸，小人的言行却违反中庸。
君子的言行符合中庸，因为君子的言行时刻都不偏不倚。
小人的言行违反中庸，因为小人的言行无所顾忌、无所畏惧。”
孔子说：“中庸是最高的境界，人们很少能够长期实行它。”
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能被实行，我是知晓的啊：有智慧的人做得太过分，愚昧的人达不到它。
中庸之道不能被发扬，我是知晓的啊：贤明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贤明的人达不到它。
这就好像人没有不吃饭的，但能够品尝滋味的人却非常少。”
孔子说：“恐怕中庸之道是不能实施的了。”
孔子说：“舜是有大智慧啊！他喜欢询问且喜欢审察那些浅近的话，他隐瞒别人的坏处，表扬别人的好处。
他掌握好两个极端，对人民使用折中的办法，这就是为何他被尊称为舜啊！”
孔子说：“人们都说‘我是有智慧的’，但他们被驱使而落入鱼网、木笼和陷阱之中，却不知道躲闪。
人们都说‘我是有智慧的’，但他们选择了中庸之道，却不能坚持一个月。”
孔子说：“颜回是这样做人的，他选择了中庸之道。
得到一条善理，他就牢牢记在心上而不失掉它。”
孔子说：“天下国家是可以公正治理的，爵位俸禄是可以辞掉的，利刃是可以踩上去的，只是中庸之道不容易实行。”
子路问什么是强大。
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的强大呢？还是北方的强大呢？或者是你所认为的强大？用宽容温柔的态度去教化，对无理的行为不施行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大，君子就属于这类。
头枕武器、盔甲睡觉，死不反悔，这是北方的强大，强悍的人属于这一类。
因此，君子要随和但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正的强大!独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国家政治清明，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国家政治晦暗，至死不变节，这才是强大的！”
孔子说：“追求生僻的道理，行为荒诞不经，后代对此会有所称述，但我不这样去做。
君子依循中庸之道行事，半途而废，而我是不会停止的。
君子依靠中庸之道行事，虽然在世上声迹少闻，不为人知，但不后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君子所奉行的道既广大又精微。
黎民百姓虽然愚昧但还是可以知道它的，但至于最高境界的道，即使圣人也有不知晓的地方。
普通百姓虽然不贤明，但还是可以实行它，但至于最高境界的道，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
天地如此之大，但人仍有不满意的地方。
因此，君子说的“大”，天下都载不起；君子说的“小”，天下都不能够理解。
《诗经》上说：“鸢在天空上飞翔，鱼在深水处跳跃。
”这是说君子的中庸之道在天地上下之间都是显豁的。
君子所奉行的道，发端于普通百姓，在达到最高境界时便彰著于天地之间。
出处：出自战国时期子思的《中庸》。
扩展资料：
《中庸》的后世影响：
《中庸》是儒家经典，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位于“四书”次位，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
中庸是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庸》在西汉时被戴圣整理并编入《礼记》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儒道合一、佛道流行的时代新趋势，有学者把儒家的“中庸”与道家“无为”联系起来，为“尚俭”立据，但影响有限。
如刘劭在《人物志》中将“中庸”作为一种极高德行来推广，把“中庸”列为最完美之“情性”。
据记载，当时伴随着佛家“格义”学说的流行，还有引佛家义理释解“中庸”的著作出现。
唐代李翱将《中庸》尊为经书，撰有《中庸说》，提出了一个《中庸》的传承谱系，并与佛家心性之学相糅合，阐发与弘扬《中庸》儒家天命性道学说。
他将传承《中庸》的本意弘扬性命之说为己任，在糅合佛儒观念的基础上，用佛家“不动心”的理论来诠释儒家“诚”的内涵，不仅由此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时，其融汇佛家与儒家的心性学说为一体，对于后来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以来，《中庸》逐步确立了儒家经典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宋真宗年间，曾将《中庸》一书作为科考的内容；宋仁宗时，还对新中的进士颁赐《中庸》一书以为奖励。
北宋程颢、程颐首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同等看待，并行同列，提高了《中庸》的儒学地位和社会影响，为《中庸》成为宋明道学问世的理论基础，开辟了道路。
南宋朱熹作《中庸章句》，与《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编成《四书章句集注》；南宋嘉定五年（1212），《四书章句集注》被晋封为“国学”，“四书”的官方地位被正式确立，《中庸》遂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出题用书。
明成祖为《四书五经大全》御笔作序，颁行天下，成为明代科举取士的唯一准则。
清代，“四书五经”仍是封建科举考试的钦定必考书目。
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地位也随之不断被抬升，达到了它的至高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集团的御用工具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