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致远(约1251-1321),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
大都(今北京)人。
马致远以字“千里”,晚号“东篱”,以示效陶渊明之志。
他的年辈晚于关汉卿、白朴等人,生年当在至元(始于1264)之前,卒年当在至治改元到泰定元年(1321—1324)之间。
名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
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
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
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
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享年六十六岁。
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微霜。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