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张家湾北距通州镇8公里，自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以来一直为路县（潞县、通州）辖地。
古代，潞河、富河（今温榆河）、浑河、萧太后河交汇于此，水势环曲流经这里；东汉王霸开温水漕运、汉末曹操开泉州渠，“从泃河口入潞河”上溯运输物质；后唐赵德钧开东南河，转运新仓（今宝坻）所储之盐等，皆经张家湾。
该镇所辖土桥村、大高力庄、牌楼营等村有面积不等的汉墓群，里二泗村南有36万平方米的大型汉墓群；1981年在该镇所辖烧酒巷村发掘出汉代五珠钱1000公斤。
唐代大历、太和年间（公元766年至公元835年），相继于该地建净业院（后改称立禅庵）、兴国寺。
由此推测，自秦汉以来，张家湾地区水运和经济贸易活动比较活跃。
辽金以来，燕京（今北京）成为政治中心，张家湾地区随之经济兴盛、人文发达。
随着金朝修建中都城池，经东南河运兵输粮，“在潞水之滨”造船伐宋，张家湾和通州一样，地位更显重要。
张家湾的得名，始于元代。
至元十六年（1279年）大都（今北京）蝗灾乏粮，张瑄等自东南“造平底船六十只，运米四万六千石，从海道至京师”，溯潞河北上，因停船于此，命名“张家湾”。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至元三十年（1293年），郭守敬主持开挖的通惠河于张家湾入潞河，河运、海运成为维持元代统治的命脉。
这种形式，也使张家湾先于通州而成为重要的码头和物资集散地。
永乐六年（1406年）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的工程，营建物资和粮食运输骤然繁忙。
此时的通惠河水势浅涩，张家湾便成了运河水运的终点。
水运至张家湾的粮食和大批物资，暂存于此，再转运至北京。
朝廷在张家湾设有大通关、巡检司、宣课司、提举司和料砖厂、花板石厂、铁锚厂，南北客商、百货珍奇集于张家湾，车水马龙、日日为集，商业、服务业日渐繁荣。
周边储存物资之地逐渐形成聚落，今皇木厂、砖厂村即因此而得名。
为保障安全，官衙委派守备一员、营兵五百守卫。
在明代，倭寇与残元势力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朝廷心腹之患。
朝廷担心倭寇会沿运河北上侵扰张家湾。
明廷为保卫漕运命脉，批准了顺天府尹刘君畿关于“建城便于保卫，利于固守”的呈请，命顺天府郭汝霖、通判欧阳昱始建张家湾城。
明成化七年（1471年）以后，漕粮全部改由这里运输，南方各省漕船均至通州，运河漕船数量大增。
嘉靖七年 （1528年）御史吴仲修浚通惠河，将普济闸以下河道改由通州城北入潞河。
运河北端码头北移至通州土、石二坝，张家湾成为商运、客运码头，繁华依旧。
清代设通判、都司管理。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原设于通州的潞河水马驿归并张家湾和合驿，沿运河往来的达官显贵、商贾行旅皆经张家湾。
城内有会商30于家，当铺3家，其中既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所开设的当铺。
根据各种文史资料反映，张家湾在明代中前期，它的繁荣程度，比起通州城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整个修建北京城、紫禁城、十三陵等等所用建筑材料，几乎都是从南方各省水运而来，在张家湾起御转输的；京城上至皇帝百官，下到士兵百姓，日常生活开销支度，也都是仰仗从张家湾码头，肩挑车载驴驼进京的，甚至到了明嘉靖修了石坝，正兑进京的漕粮不再途径张家湾，但供奉皇家的白粮、盐引、皇木等等还是要在张家湾转运或存储。
还有，来往于京城的各色旅客，也大多在这里水路换乘，所以人流整日杂沓，川流不息，从而促进了小城的商业活动和客栈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兴旺。
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年间开始，朝廷因为漕运需要，就在张家湾建了许多塌房，出租给客商作货栈；又据1985年北京大学编写的《北京史》记载，明“万历时，神宗又把崇文门和张家湾的商店赐给他的兄弟潞王和皇三子福王，他们在那里既征店租，又征商税，既招歇商客，又批卖商货……”如是这些说明，连明代的皇帝也看重了这块繁华的宝地。
乾隆年间，曹雪芹的挚友敦诚在乘舟去香河之后，写了一篇《游雀林庄记》，对途径张家湾时写道，耳听船夫吴歌软语，眼观岸边货物堆积如山。
张家湾与曹雪芹
百余年来，红学日盛，流派分立，著述雍世，各领风骚。
但曹雪芹逝世年代与埋葬地点却争论不休未有结论。
1968年，在张家湾“大扇地”里出土的“曹雪芹墓葬刻石”恰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