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这是北宋文学家苏轼所写的一篇文章《三槐堂铭》里面的一句话。
全文如下：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
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
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
”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
善者以怠，恶者以肆。
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
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
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
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
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
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
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
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
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
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
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
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既相真宗，四方砥平。
归视其家，槐阴满庭。
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
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
呜呼休哉！
译文：
天道是一定的吗？可是贤德的人不一定显贵，仁善的人不一定长寿。
天道不是一定的吗？可仁善的人却必然后继有人。
这两种说法取哪种才算恰当呢？我听申包胥说：“人要是下了决心就能打破天道，天道要是确定了也能胜过人为的努力。
”世上谈论天道的人，不等天道落定便去要求它的灵验，所以认为天道茫茫，难于预测。
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放肆。
像从前盗跖的长寿，孔子、颜回的困厄。
这都是天道尚未落定啊。
松柏生在山林当中，开始的时候，它们困厄在蓬蒿野草当中，遭到牛羊的踢踏蹂躏；可是到了最后，它们能四季常青，经历千年而青翠如初，这就是因为天道已然落定。
善恶的报应，将会一直延续到子孙后代，由此看来天道的落定是一件长久的事情。
我以所见所闻来考察其中的规律，发现天道落定的必然之势是十分清楚明白的。
一个国家将要兴起，就一定有德惠遍施于世人的大臣尽力贡献而不求报答，然后他的子孙才能与恪守成法、保有太平盛世的君主一同享受天下的福禄。
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达于后汉、后周的时候，曾经接连侍奉过太祖、太宗两位皇帝，能文能武，亦孝亦忠，天下人都盼望他能担任宰相之职，然而王公终究因为为人耿直而不能与时世相融合。
他曾经在自己的庭院中栽下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的人。”
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担任了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的宰相，正逢上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无事的好时候，他享有福禄荣名共十八年。
如果今天托物给别人，明天就往回要，那么可能能要回来，也可能要不回来。
而晋公修养自身的德行，向上天求取报答，那么必是数十年之后才能得到报答，那时候就好像是拿着契约两联中的一联，亲手与上天进行交割一样。
我是因为这些才知道天道的灵验果真是必然的。
我没有赶上亲眼看到魏公，只是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
懿敏公以敢于直言迸谏来侍奉仁宗皇帝，在朝廷中出入侍奉皇帝、外出统兵打仗有三十多年了，他的官位并没有与他的功德相称。
这是上天想要让王氏复兴吗？为什么王氏的子孙有如此多的贤良之才呢？世上的人有把晋公比作李栖筠的，论雄才伟略、为人正直等方面，他们真是不相上下。
李栖筠的儿子吉甫、孙子德裕，享受的功名富贵与王氏一族差不多，但是若说到忠诚宽厚、仁善朴实等方面，却不如魏公父子。
由此看来，王氏一族的福分，还没有到达鼎盛的时候啊！
懿敏公的儿子巩与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且文方卓越，以此来继承他家的传统。
我因此把这些铭记了下来。
铭文说：
“多么美好啊！魏公的丰功伟业，与槐树一起萌芽成长。
勤劳地添土栽植，必然要经过一代的时间才能成长起来。
他成为真宗皇帝的宰相后，天下四方因此而平安无事。
回来后看到自己的家园，已经是槐荫满庭了。
我辈小人，等不到清晨变成黄昏，就忙着寻找时机，追求名利，哪有时间去顾及自己的品德？只是希望能够凭着侥幸，不劳而获罢了。
如果没有你们这样的君子，又怎能使国家得到治理？都城的东面，有晋公的居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就象征着晋公一家的贤德。
多么美好啊！”
扩展资料：
《三槐堂铭》是北宋文学家苏轼所写的一篇文章。
文章首先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然后记叙了王祜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祜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叙事议理，委婉多姿而又清丽顺畅。
这篇文章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湖州上任时为学生王巩家中的“三槐堂”题写的铭词。
苏轼在徐州期间，王巩曾与其一起郊游吟诗。
苏轼来湖州上任，王巩也赶来相会，并请其为自家“三槐堂”题铭，苏轼便应邀作《三槐堂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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